八年的生活要装几只箱子？

zhangxiaomin — Tue, 17 June 2008 15:44:28 -0400

昨天跟运输公司定了托运的箱子。本着轻装减重的方针，打着富余也只要了四只大箱子，三只小箱子，预计最后装箱结果还要少于此。在美国住了八年，搬了六次家（虽然只涉及两个州），总是提醒自己不要积攒东西。但到最后还是存下了不少书和衣服。想想快一个decade的生活只装了这几只箱子，有一点感伤，更有些轻松。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好！所有物最终都会成为束缚。

最放心不下的还是猫猫，她成天憨憨地跟在我屁股后面一副迷惑不解傻忒兮兮的样子，让我实在不忍心把她留给其他人，甚至有些希望智利签证这次拿不到，这样可以先带她回北京（当然不能让他听到）。。。不过还是希望有好心人先帮我照料她，等一有机会就把她带回去。【taca，你听到了吗？呵呵】不写了，我是不能在博客上抒情的，自己把自己先恶心死了。

“流浪北京”是很早以前看的纪录片，看的时候很激动，因为片中的人物“很傻很冲动”。在豆瓣上看到了一篇采访张慈的文章，又一次被提醒青春很美又很无情。

　　编者按：1980年代末，云南青年导演吴文光的纪录片《流浪北京》一经面世，旋即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普遍的关注，影片用“为什么来北京”、“住所”、 “出国梦”、“出路”等章节，真实细腻地纪录了张夏平、张慈、牟森、高波、张大力几个追求文学、戏剧、摄影、绘画等艺术的年轻人离开故乡、离开体制到北京寻找自由、寻找梦想的故事，成为一代文艺青年的集体缩影。近日，该片的人物之一张慈，带领来自美国、荷兰、德国等地“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”一行19人赴滇访问采风。身为80后的笔者和张慈进行了短暂的交流采访，一起回溯了60年代生人的往事，温习了这代人在探索世界过程中的爱与哀愁，由困惑和激情交织出来的绚丽青春。
　　
　　从南湖到翠湖
　　
　　“我的故乡蒙自有一个叫南湖的人造湖，三十年代时西南联大钱穆、朱自清、闻一多、陈寅恪等人曾漫步湖边，追寻他们年代的精神自由与人文梦想，留下了美好的诗篇。南湖是我孩提时代的游乐场，每个夏天我都浸泡在其中，最好的玩伴猝然淹死在了里面也没被吓到我，第二天依然会去畅泳。在水和岸之间奋力地往返前进，特别享受这种有些冒险的过程带来的丰富刺激，这种体验只有少数人才能领悟得到。从事文学写作也给我带来了类似的快感，我很幸运。”回想起自己和文学结缘的过程，张慈神情恬淡沉湎在乐趣里，话语洋溢着一种松弛和活泼。张慈一直相信她对文字的敏感和文学珠胎暗结，冥冥之中和南湖边上那些名人留下的神秘气息是有一些牵连。
　　
　　1979年，张慈以地区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云南大学中文系，从南湖来到了翠湖。斯时，正逢改革开放之初，解放思想的新风气正在当头，年轻人把文学当成了释放内心激情，阐释生活困惑，表达个性观点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。欧美现代哲学、文学对中国青年的影响是空前的，很多青年唯恐自己落伍，枕戈待旦拼命的阅读写作。张慈创作的一系列文学作品在《他们》等著名文学杂志上频频出现，赢得了外面的关注，和于坚、姚霏并称为云南文学青年“三剑客”。除了写作，张慈还穿牛仔裤、背马桶包、抽烟、跳迪斯科，很快成为同龄人里的“明星”。她一直是一个乐于尝试新生事物的人，性子里有一种无畏的韧性。她说，故乡的南湖是一个孩子向往外面世界的心湖，翠湖是学生时代文学梦的见证。
　　
　　1983年，张慈从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，被分派回了《个旧文艺》工作，对未知的人生和世界充满想法。狂热投身于文学里，张慈成了单位的“三多”人员，电话多，来信多，来访人员多，电话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，几乎是一种奢侈品，张慈长时间“占”着单位的电话不放，让别人颇有微辞。在僵化的国有事业单位体制下，单位里事情并不多，工作性质也和自己理想不太沾边，这让她很困惑。她感到一种青春从血管里流逝的压抑，激情在虚无里燃烧的绞痛，必须出走，离开这个地方，哪怕回到自曾经求学的城市，成为她这时的最大愿望。张慈说，我在这个世界的行走过程就是我的写作过程，离开个旧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。
　　
　　一无所有“北漂”
　　
　　1986年，几乎就在是张慈离开了在《流浪北京》里被她形容为“那个地方东边有个老阴山,西边有个老阳山，老阴山比老阳山高，所以都说，个旧的女人比男人厉害”的故乡，双脚踏上充满梦幻色彩的北京之时，和张慈年龄相仿的北京青年崔健用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的音乐专辑，粗砺地嘶吼出了当时年轻人里的最强音，“走过来，走过去，没有根据地”这也正是张慈他们最早这一批北漂青年的真实写照。他们在理想面前抱成团、昂着头颅前进，燃烧着强大的荷尔蒙引发的激情，可是回到冰冷的现实，他们浑身上下都是歌里面唱到的“一无所有”的人，没有单位，身份不明，营养不良，脸色苍白，前途茫茫。
　　
　　根据张慈的师妹、挚友钱映紫回忆，那时候青年人去北京，并不像今天的人们，是抱着去旅游看风景的心态去的，坐飞机几个小时就到了。当时去北京，坐火车得一周左右，年轻人们在轰隆隆的北上列车里闪烁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古典光芒，下了火车看一看神圣的天安门，就直奔王府井新华书店，很多才引进国内的外文书籍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找得到，在昆明几乎见不着。朋友之间来往也喜欢互相送书来表达情谊。1987年，她去北京找张慈飘荡了一段时间，经常在各大高校的同学朋友之间蹭吃、蹭睡。她永远记得张慈手提着一个小行李箱四处晃悠，白天生龙活虎一到日暮就为吃饭、投宿等问题发愁的样子。每当在纸上写下最时髦的语句之后，放下最先锋的文艺著作，朗诵完热泪盈眶的诗词，就无法不去面对工作、吃饭、住宿、户籍这些问题，而身后故乡的父母亲人又在急切的呼唤着回去。很多人伤心疲倦地回去了，很多人还在坚持。
　　
　　在残酷的生活现实面前，理想和意志不断受挫，未来空荡荡的像个黑洞，而当下最基本的肚子温饱还没有着落，很多北漂青年都曾在心中想起哈姆雷特那句“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”的悲壮拷问。如同《流浪北京》里所描述的那样，出国成为文艺青年和知识分子的一种无奈终极追求。张慈和她美国老公的认识并不算偶然，用她的话说这是一种用心经营的成果，其中的过程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，虽然她对这桩婚姻的目的很明确，但是，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互相的爱是真诚的，美好的。是的，他把她带到了朝思暮想的美利坚合众国，去了国人眼里的“万恶的腐朽的垂死的堕落的资本主义花花世界”，开始了陌生、崭新、迷人的人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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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年的生活要装几只箱子？